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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所以当陈芝廷将此事汇报给朱敬伦，请朱敬伦定夺的时候，朱敬伦的态度是，不能不加分辨的任何一方。

    既不能强行镇压乡绅阶层，也不能打官府的板子，尤其是官府在这次事件中，出现了分裂，刑部和礼部开始对立起来，刑部和礼部的板子，朱敬伦也不打算打，可借助这次事件，对这己方进行正式的调整，不但十分有必要，而且也是一个机会。

    一个规范民间自治的机会。

    对于中国传统的乡村自治，朱敬伦即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欣赏，又时常对此有些担忧。

    这种自治传统，说起来很简单，就是老百姓自的管理自己，这跟西方自形成的代议制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说起来都是配合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，如果加以推动，是有可能将其推动到现代社会的。

    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，尤其是明清时期，由于人口膨胀，远了唐宋时期，导致传统的大一统管理制度，已经接近极限，对乡村社会的管理变得有心无力，这时候乡村自治对官府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和帮助，因此大多数时候官府不但默认，甚至积极推动这种自治。

    但是乡村自治还有一种倾向，那就是对官府比较抵触，第一是出于权力对侵犯自己的那种天然反抗，第二则是古代官府确实有些混蛋，一旦下乡难免扰民，所以乡绅阶层干脆自己站出来管理自己，帮助官府征粮征税，换取官府不下乡。

    到了朱敬伦这里，这种抵制依然存在，所以让他的教育改革始终很难渗透进乡村之中，这是他最为担忧的，教育都遇到这种抵制，那么之后对乡村的任何改革，恐怕都会遇到类似的反抗。

    之前没有机会，现在乡村出现了非理智的反抗，已经触犯了法律，那么就是一个很好的渗透进入乡村自治结构的机会。

    所以当陈芝廷带着礼部和刑部侍郎一起来求见自己的时候，朱敬伦主张是依律办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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