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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但是倍禁止之后，有一些传教士在浦东藏匿下来，之后又不断有传教士从澳门潜赴浦东秘密地进行宗教活动，结果鴉片战争之后，传教士来到上海后，竟然惊讶的现，上海竟然有不少世代老教徒，可能是在这些人的帮助下，洋人才没跟当地人生文化上的误解。

    第一次鴉片战争后，其实中国的大门并没有真正打开，五口通商只有上海通的好，其他口岸都在闹腾，因此西方教会对传教还比较深重，第二次鴉片战争之后，他们就开始大胆起来，说起来很巧合，让教会对中国燃起希望的，正是太平天国的崛起，当西方教会听说有一个打着上帝名义的武装力量，横扫中国内地，从南方边境直接打到了长江流域，辐射人口过两亿的时候，这给了教会太大的想象空间，因此太平天国一时间在西方是一个热词，很多教会都满怀希望的排除传教士来上海，希望能够跟天平天国联系上。

    因此从186o年代开始，上海掀起了一股传教热，基督教在上海的传教事业出现了持续展的态势，圣公会、长老会、浸会和监理会，很快就成为上海基督教中的四大主流教派。

    跟基督教相比，天主教更加积极，他们早在康熙时候就在上海扎根了，法国打完第二次鴉片战争，条约中规定，将康熙时候被查封的天主教堂归还给教会，因此很多传教士，都不用建教堂，直接就能开业。

    因此他远远的走在了基督教的前面，早在1842年7月，批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南格禄艾方济等人就已抵达上海地区。基督教传教士麦都思说，当伦敦会还在怀疑是否应把上海建成永久基地的时候，天主教会在过去6个月中已经向这里派遣了不少于1o名欧洲传教士，1o月又有5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上海。第二年5月和8月又相继向上海派遣了8位和4位耶稣会传教士。如今上海的天主教传教士已经接近1oo人，历史上，在1875年时就有132位天主教传教士。

    有的宣传说这些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，有的也说他们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文教事业，但如果单纯从他们个人来说，没人能否认这些不远万里投身中国宗教界，很多甚至一生都留在中国传教的教士们的热情，他们是带着一种传播主的福音的强烈的使命感，希望能够感化四亿异教徒，这种强烈的使命感，驱使着他们不知疲惫，不畏艰险，什么地方都敢去。

    比如天京。

    当那个还没有被承认，但却异常活跃的大明国公使，徐荣村在上海跟传教士们说了一件事后，几个知名的基督传教士立马响应，一起赶来了天京，圣公会的施约瑟、小文惠廉和郭斐蔚，长老会的范约翰、姜别利、费启鸿，南浸会的晏玛太、万应远、乐灵生，北浸会的金楷理，监理会的林乐知潘慎文等等知名传教士，一共12位传教士，加上4个修女。

    “这就是天京城啊！”

    一个教士划了个十字，真是一座雄伟的古城，他已经是第二次见到这座古城了，可还是不由的感慨，在美国可见不到这种建筑，这个教士叫做林乐知。

    林乐知是美国佐治亚州人，少年时代就信仰基督教，参加基督教美国南方监理会，一心想为宗教献身，186o年6月受基督教美国监理会的派遣，携家眷前来上海传教，刚到中国，1861年他就开始行动起来，由于当时太平天国给传教士的想象空间太大，他也对太平天国异乎寻常地感兴趣，想由太平天国打开一个缺口，推进传教事业。

    他邀请同行好友，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南京，拜见了洪仁玕，但太平天国忙于对付清军的围攻，并未对林乐知的传教要求生兴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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