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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通过利益集团组织化的方式来参与和影响政治运作，这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，朱敬伦既然要推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，又怎么会压制这种利益集团的组织化，何况还是一些比较理智，比较能负责任的老乡绅的组织化，唯一该担心的是那种野心家煽动流民的组织化。

    这些比较理智的老家伙们最后商量出了一个章程，他们提出要求：

    第一，朱敬伦不能从现在这些胥吏之中选拔官员，他们的理由是这些人身上有刁滑小吏的习气，会污染官场风气，但是他们不阻止这些胥吏的后代考试做官。他们算是做出了一点让步。

    第二，官府如果要考拔吏员（候补官），一定要一视同仁，不管是小吏的子弟，还是良善子弟，都必须一体考试，不考试不得成为吏员。而且他们要求考试的时候，由他们进行监督，并且阅卷也必须有他们见证。

    这些人的担心不是毫无根据的，明清的科举考试虽然是吏治中最为公平的制度，但清朝跟其他朝代有些不同，八旗子弟拥有各种特权，其中一种就是可以不通过考试就能做官，比如实在是考不上的，可以先从笔贴式做起，这笔帖式的工作也是办理文件、文书，跟衙门中的刀笔吏做到一样，但是却不是胥吏，而是正经的官员有品级，虽然只是七**品之类，但是升迁度快，是清廷专门留给“八旗的出身之路”。

    显然这种制度是很不公平的，汉人缙绅阶层不是没有意见，但却毫无办法。现在他们担心那些胥吏的后代也拥有类似的特权，因此要求所有人一起考试，他们对他们的子弟考试的能力，是十分信任的。

    第三，他们提出，广東官府不能任用捐官！

    捐官，这打击的就是商人阶层了，商人阶层拥有庞大的财富，更容易就能给子弟买到一顶官帽子，但大多数时候，捐官只有一个候补的头衔，能不能得到实缺，反而不是金钱能解决的事情，而是需要相当的人脉，十三行行商个个富可敌国，个个头上都带着红顶子，可是没有一个能够任实缺，全都是空架子，真正能够通过捐官得到实缺的，往往还是乡绅子弟，因为他们拥有人脉，在官场的人脉。

    三条章程，不但堵死了老胥吏们做官的道路，而且堵死了给他们子弟开后门的路子，又打压了富商阶层，谁说这些乡绅迂腐的，给自己争取权力的时候，他们明明很精明。

    对于他们的要求，朱敬伦答应了。不但答应下来，而且生怕他们反悔一般，马上喊来笔吏，立约为证，让所有乡绅签字画押。

    其实朱敬伦本来是有挑选一些听话的老吏当官的想法的，但是既然乡绅们反对，愿意用这种商谈的方法来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，那么朱敬伦有什么理由拒绝呢，改革中以后会不断的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如果都能采用这种和平和文明的方式来解决，会大大的降低成本，减少不必要的流血牺牲，如果真的最后通过各种协商，让朱敬伦和平的完成改革，这是对他政治智慧的极大褒奖，这场变革必将跟英国的光荣革命一样，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。

    另外有一点，这些人之所以愿意跟现在已经开始割据一方的朱敬伦商谈，至少说明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考虑过朱敬伦控制广東的想法，或者说他们看到了清王朝的软弱，觉只要朱敬伦不造反，清廷就允许他一直这么割据下去，那么他们就有必要在自己的家乡，对朱敬伦的官府形成影响力，哪怕朝廷失败了，他们影响之下的官府，不也可以通过投诚，通过把自己打造成心在曹营心在汉的忍辱负重，继续掌握权力吗。

    朱敬伦觉得，这些乡绅虽然态度上依然是中立的，在自己和清廷之间保持中立，但是天平已经小小的向朱敬伦这边倾斜了，因为朱敬伦才是现管他们的，县官不如现管的道理，他们很懂。

    朱敬伦认为，很有必要在他们倾斜的天平上，在加上一份有分量的砝码，那就是真的让他们的子弟成批量的进入各级官府，加入到自己的统治集团中来，成为自己旗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，任何改革之所以会失败，往往就是因为没有培养出一群既得利益者。

    王安石是这样，张居正也是这样，王安石变法没有早就一个掌握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，所以他被守旧的既得利益集团给斗倒了，张居正是一个权臣，也培养出了大批的心腹手下，但这些心腹并不是新法的受益者，他们只支持张居正，而不是支持新法，所以张居正一死，他的法也就废了。

    只有商鞅成功了，因为商鞅死的时候，朝中大部分官员，已经不是旧贵族，而是通过战功爬上来的军功集团，这些人是新法的既得利益者，他们自然要维护新法，哪怕在商鞅死了，商鞅的法也会由这些人继续执行下去。

    朱敬伦未必能拉拢到全部的乡绅阶层，但是只要有一部分乡绅阶层在自己的改革中，转变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，并且将权力放到这些人的手里，朱敬伦认为自己的改革至少就成功了一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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